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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岁就得猛爆性肝炎!陶晶莹:我也在学着和急病说再见

已经忘了是什幺时候开始,我染上了躁症。倒不是正式地被医生诊断、宣判,而是自己和周围的人感受到的那股压力。
经纪人以为是工作压力造成。她们却不知道,其实只有在谈工作时我的状态是平静的。当这个工作被排入行程时,我就开始焦虑。
越接近工作日越严重。
真的不记得是什幺时候变得如此急躁,应该是进入这个娱乐圈以后。贵圈啊,真是操碎了我的心。
首先,第一场苦难便是大一签了唱片合约,一直让我等到大四才发片。
那时我不过是个大学生,没有智慧型手机、没有网路、没有社群媒体的大学生。
日子就是上课、赶公车,和同学骑机车上猫空、去动物园。所以,签了唱片合约真是件大事,感觉生命突然变成金色的,感觉在我面前的是一座浮在云端的大城堡,一段奇幻旅程。
同学们听说了这样的事,又听说我成了张雨生的同门师妹,眼睛发亮地将我团团围住,七嘴八舌地询问着、好奇着,彷彿她们的同学就要一炮而红,变成大明星。
这样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太久。
单纯的我们,并不了解演艺圈的节奏和生态,我们的想像很简单︰签约、出唱片、上电视、红。
实际面是,我一等就是三年。
同学们兴奋的程度慢慢减低,从「你什幺时候要发片?」变成「你真的有要发片吗?」
那时,我最大的压力便是同学的眼神。他们从好奇、羡慕,到怀疑,然后渐渐忘了聊这件事。
他们大概觉得我在骗人,而我,也觉得自己受骗了。
他们不知道的是,每个月,我都换了一把零钱。在学校侧门旁,一排餐厅的骑楼下,打着公共电话。
那电话是淡蓝色加上银色线条,胖胖的,如果不是心情低落,它应该有些Tiffany品牌的优雅可爱,但在记忆里,我拨着公共电话的画面,都是黑色的。
有时候我一个人拨打,有时候有同学陪。我打给签约的製作人,他说,快了、快了。后来,他说,应该是下个月吧。
第一年我是相信的,所以挂了电话我是雀跃地离开。
后来,每个月我都被告知是下个月,这样听了两年,二十四个月之后,我才算有一点点了解这个行业。
在此刻回忆起那些等待,主场景就是那幽暗的长廊,和那具公共电话。如要仔细想,应该是从意气风发到愤怒不解,然后一定掺和了自我否定、重重的打击,生活像是从準备要飞的狂喜晕眩,到希望落空的怨怼和自我放弃了些什幺。
多年后,进了演艺圈才知道,我当时签的是製作公司,不是唱片公司in-house。
唱片公司面对的是不同的经纪公司、製作公司推出的新人名单,他们会看中较有潜力,或是较符合当时商业市场的来发片,更遑论他们还有自己签约的重量级歌手要定期发片。
多年后,我看到唱片公司主管墙上的大白板才了解︰上面一个个大牌的名字,写着何时拍MV、何时要上那个最热门的综艺节目,他们的名字是在轨道中的巨星,有的是太阳,有的是金星、水星。而我,连冥王海王都不是,感受不到任何引力,我被远远抛在外太空,不过是那亿万繁星的小亮点,寂寞地漂浮着。
等到大四下,终于进录音室,唱歌、发片。又因为不是大家眼中的美女,所以,只能当一个被奚落的丑角。
我拚命抢话、抢发言机会、抢镜头。立刻就被亟需新人的主持界网罗。
第一个合作的大哥是倪敏然先生。他对节目很有想法,一想到立刻就要做,常常激烈地与工作人员沟通,那时飞进我世界中的争吵、对立,和三个字或以上的髒话,撼动了我的宇宙。
第二位合作的大哥是曹启泰先生。他的嘴巴总是连珠炮似地没停过。一开机,他叭啦叭啦地串流程、介绍奖品,当时,我们从中午到晚上,一天可以录游戏节目《好采头》五集。下了节目,启泰哥还是不停地讲——讲他的老婆小孩、他的人生、他的婚顾公司,和他起了几个会。
第三位合作的大哥是徐乃麟先生。一样是个人未到声先到的急性子。常常在化妆室就听见他由远而近的︰「快!快!快!」这三个字搭上他拍手掌的节奏,像极了清晨批发的渔市场,节奏刀起刀落之间,生意成交。
我后来的几年也常常用乃哥的节奏说快!快!快!
或许也不用催促,因为没有多久,我就做起现场Live直播。下午5:30播娱乐新闻到7:00,然后赶去广播,做另一个现场,8:00~10:00的直播。
那是一段没有朋友、没有人生,只有工作的日子。
常常赶得连好好吃个便当的时间也没有。一次,发现便当里有只小蟑螂,只能先把它挑开,然后不吃那个格子里的菜,仍然把便当吃完。因为我连去找一份新食物的时间也没有。
我要上现场了啦!快快快!
于是,工作人员递资料慢了我急,新闻还没剪好我变脸,每天急的下场是——猛爆型肝炎。
躺在病床上,我被迫思考人生的轻重缓急,那时的生死交关吓醒了我,因为,我才三十岁。
出院付帐单时,看着那数字,可以换算成无数峇里岛阳光灿烂的日子,或是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看不完的秀,我知道我人生接下来的选择了。
后来,我尽量不急,尽量开心。
但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,我只是把那份焦虑内化,不让别人看出来。不想影响别人、不想给周遭工作人员压力。
于是我在等待的小空档玩「Angry Bird」,看那横眉竖眼的鸟儿比我还气,心里便好受一点。或者玩「Candy Crush」,消糖果,一排排、一列列,两眼发直,忘记时间。要是大一点的空档,我就去附近的商场,什幺「Z」牌、「U」牌、「F」牌、「B」牌、「G」牌的快速时尚都逛,翻翻看看,好过在棚里枯坐。
远一点的人看不出来我心里急,近一点的人还是感觉得到。
经纪人、助理怕我不开心,下载夯剧让我看,準备零食、泡麵开趴,有时候甚至在后台布置了微微酒精、各种水果酒,让等待变成了姊妹聚会。
等待本来就是人生中必定会遇见的事,在演艺圈更是充满了各种磨人的等待。
等太阳等海浪等雾散、等飞机过等垃圾车走等火车来、等迟到的大牌、等弄错的道具、等没出现的导演……
通常若是不可控的意外,我的心是平静的,无奈地接受着。但若是因为不专业的因素,我的心就开始不平静。先是惊讶于看见的荒谬,内心小剧场在海边的大石头上对天大喊︰「为什幺?为什幺?」然后有一群忧国忧民的文青围坐一桌,讨论这个圈子人才流失到底有多严重,这样下去怎幺得了云云。最后,心急如焚的母亲登场了,这样就不能接小孩了,荳明天还要考试,谁帮她複习?
然后就山洪爆发。然后就想着退休,去种田、去看云看海啊什幺的。
但奇妙的是,在私领域的我,却有无比的耐心。对孩子、对老公、对朋友。
公和私的我,在两个极端的状态。
工作时,像高铁、像杀手。追求速度、效率。回家后,像是在南洋路边米粉小摊旁悠闲的狗,时而懒洋洋,时而追逐着鸡,或向小孩摇尾巴。
是我把演艺工作看得太简单所以无法接受无尽漫长的等待?是否我仍像当年的那个大学生一样,不了解体系的庞大运作只着眼在自己的小环节?抑或是演艺工作充满了如此不得不的等待?
多年前,日本男子偶像团体当道,一批批的花美男出唱片兼巡迴演唱会,还能拍广告演偶像剧,我好奇地问了一个在日本工作的圈内人,为什幺他们能同时做这幺多产品却仍神采奕奕、皮肤身体都是最佳状态?
那工作人员说,因为这些当红偶像都时间紧迫,所以,其他配合的幕后小组都先自己排练好了。
?!!?
他解释,比如说发专辑的同时仍要同步拍偶像剧,那幺他们便会在偶像本人出现前找替身,把走位、台词顺几遍,现场摄影师也跟着走几遍,灯光道具早已定位,导播也熟悉节奏后,预定拍摄时间一到,偶像出现。他已经背好他的台词,待替身示範他的走位后,拍摄便顺利进行。
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国境界啊。
我看过众家一线演员等临演的情形,因为剧组不肯多花钱,只发临演来半天,但众家演员早已把前面戏分演完,执行製作说,那你们聊聊天等临演吧!
也听过拍了一整天的临演觉得太累,一群人开始吵闹要走人,最后甚至报警的闹剧。
也有节目準时开录,却因为送道具的人睡过头,全棚空等。
还有迟到惯了的美豔女星,好不容易只迟到半个小时,正当节目组暗自庆幸时,那女星开始补妆,一补,就补了两个小时。
她的妆好了,我们的妆全等花了。
也碰过製作单位发我六点通告,因为江湖传闻他们很会延迟,当天也有一场日本大师的音乐会,我心存侥倖地问製作人︰「可以晚一个小时吗?」製作人斩钉截铁地说︰「今天一定会準时!一定要六点到!」
悻悻然把票送给朋友去听。那朋友听完整场,再加上安可曲,然后很有良心地来棚里探班,发现我还没录影。那天原本六点的通告,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半才开录。
经过这幺多摧残后,我发誓,只要我长大,一定要减少这种事发生,一定不让工作人员或其他艺人在棚里浪费生命、虚度光阴。凭什幺让不专业影响专业?
但人性是很奇怪的,积习难改、积非成是。
电视台内的工作人员习惯了过去的工作节奏,有些人一开始还会私下抱怨︰「录那幺快干嘛?连抽根菸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……」
但这种高铁速度一上轨道,怨言变成了惊喜的赞同︰「哇!下班了还可以和家人吃晚饭!」或是「下班了还可以去玩欸!」
于是,在能力範围内我加紧速度、提升效率。在我还是得无尽、无意义地等待时,我练修养。
看剧、写书、练字、聊八卦、看书,也顺便练演技。
演我很快乐、演不在乎,演了解这就是演艺圈的常态。我的演技很表面,所以远的人看不出来我的焦虑,近的人还是感觉得到。
我以前看过大哥级主持人打或踢工作人员的,这幺比起来,我还算是忍得不错。
不过我还是不聪明,毕竟有些人还是察觉得到,可见我压的还是不够深。就不能微笑优雅地说,没关係啊!大家加油哦!臣妾做不到啊!
可能是那忿忿不平的种子已深埋在心里。为什幺不专业可以影响、干扰专业?
每个人对职业道德的要求不同,又或者,这已经不只是工作心态的问题,而是人生哲学的问题?
体谅。
体谅别人偶有的风雨;体谅别人惊慌时的不知如何判断;体谅他人正在学习;体谅他人力有未逮。
如果可以温柔地等待孩子的尝试错误,那幺,也应该这幺对待别人的孩子。
学,我也正在学。
学着和我的躁,说再见。
30岁就得猛爆性肝炎!陶晶莹:我也在学着和急病说再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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